英国大部分20至40岁男性离开人世，自杀在所有死亡原因中占了绝大部分比例。下面，Sam Parker会为我们解释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并希望我们能够去阻止这一自杀危机。
想象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一种我们无从着手“病毒”:它在英国的蔓延，致使男性死亡率远高于女性的三倍。英国政府曾声称在如今的医疗环境下，其它的致死因素正呈现下降因素，而这种“病毒”却在近十几年来致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人世。
这种“病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到了一个制高点。如果你是20到49岁之间的男性，那你因它而死的几率远高于癌症、交通事故或者是心脏疾病。这个“病毒”是我们如今所面临最大的威胁。面对难以接受的死亡数据，我们很难从某个角度去讨论这个事情。
去年2月，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涵盖2001年至2013年的报告，指出英国男性自杀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自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数据在2007年不断上涨，并于2013年达到最高值（在同一时期，妇女的自杀率下降，并保持一个稳定的趋势）。而在自杀者当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英国前副首相尼克·克莱格今年年初称自杀是“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忌”。在1961年之前的自杀行为在英国都是违法的，自杀被视为一种耻辱与犯罪，就好像从战场上临阵脱逃的士兵一样。但大部分英国人会把自杀称为逃离的“最简单的办法”，如今仍有许多人认同这种称呼。
在许多自杀案例中的男性，大多都是身体不适、被许多烦心事所困扰或者是极其不幸的；他们在生活中遭遇了太多困难，并且经历失败后无法重新站起来。我们大多数都不知道许多困境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在英国的自杀男性中，有75%的自杀者从未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而仅有5%的抑郁症患者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来看看最近引人关注的自杀案件，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与2010年自杀，威尔士足球经理盖里·斯比徳（2011年），还有影星罗宾·威廉姆斯（2014年）。这些男性可以说是拥有了一切：金钱、名誉、大众的崇拜、尊敬、一个辉煌的过去和无忧无虑的未来。如今，我们都会想起他们留下来的珍贵记忆，并且我们也需要去思考他们的死亡所带给我们关于心理健康上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荣誉变成了他们内心最大的痛苦。
数据所呈现的问题十分明显，我们已经无法继续忽视。现在我们所需要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为什么年轻的男性的自杀人数不断提高，还有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坐在一个位于伦敦北部几乎没什么客人的咖啡馆里。这间咖啡馆是一个为办公的人士所建，而不是那些享受美好假期的人。两个学生在浏览当天的报纸，服务员在切水果，一个穿着整齐的男性进进出出，拿着手机讲电话，似乎在谈什么重要的事。
忽然，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这是雪莉·史密斯，一个留着红色短发，精力充沛的女人。我自我介绍后，她立刻给了我一个拥抱。她来自于英国东北的达勒姆，那也是英国男性自杀率最高的地方。
雪莉是一个能让你感受到生命的女性。她就像抚养我长大的母亲一样，热情、坚韧、谦逊。在一番寒暄之后，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丹尼尔在他19岁时选择了自杀。
“人们总是会问为什么，”雪莉说，“至少我还没有遇见一个家庭在发生这种事之后会说：‘哇噻’，因为毕竟他们都知道那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了。”
“丹尼尔从没有被诊断出精神疾病，”她接着说，“至少从他平时的举动看来，他一直在享受着令他开心的生活方式。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我从未想过我的儿子会选择自杀。丹尼尔拥有了我们会觉得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一切：一份体面的工作、一群支持他的朋友、爱他的家人、人生规划。但似乎这一切对他而言都远远不够。”
于是我问雪莉，作为一个男孩的母亲，为什么她会认为四分之三的自杀者都是男性？她说这个没有人能肯定，但她给了我一个解释。
“回想一下，”她说，“在所有时代环境下，如果一个女孩子摔倒了，她的母亲会把她抱起来说：‘噢，疼不疼啊？’；但如果是一个男孩子摔倒，她的母亲会不允许他哭。这是所有人对男性的一种期盼，我们都希望男性能够有所担当。”
“丹尼尔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细鞋带，他知道自己需要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他他需要这样做。”
今年1月，尼克·克莱格作出了“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忌”之后并宣称要进行一个“零自杀决心”的活动。我问了她关于政府和她今天去拜访的那些人的事情，并请教她这是不是执政者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的标志？
雪莉摇摇头，她说：“零自杀是一个很美好的想法，看到它实现我当然会很开心。但零自杀仅仅是针对于那些与心理咨询有联系的人群。克莱格所谈到的人也就是那些已经确诊有心理问题的人群。但在那些大多数自杀事件中没有确诊的人群呢？这类人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因为整个趋势告诉我们他们需要我们关注。”
我们说了再见之后，雪莉递给我一个“If U Care Share”的包，我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些笔、传单跟慈善腕带。在其中一个塑料壳里放着一张卡，它是一个英俊男子的照片，红色的头发，灿烂的笑容，头微微扬起，似乎是在听一个笑话。看了照片上印着的名字下的日期，我才知道丹尼尔和我的出生日期仅仅数月之遥。
每个人自杀的原因都是独特而复杂的。但我们所能知道的共同因素不外乎关系破裂、丧亲之痛、社会经济和心理健康好坏等。这些因素影响在很长时间内致使许多人选择自杀，但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只要有关于自杀者的记录，我们都会发现男性的自杀率远高于女性，尽管企图自杀的人数在女性中占了绝大部分。
这种“性别悖论”是最常见的方法解释。大部分选择自杀的女性更可能选择食用过量药物这样并不会立即致命的手段；而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更多有较大杀伤力的的暴力手段，如上吊或者手枪等。男性相较于女性而言更为冲动，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产生自杀的念头。
更令人费解和难以解释的是，2007年至2013年里急剧上升的男性自杀人数和在这个时间段里不断下降的女性自杀人数之间巨大的对比。1981年，男性自杀死亡人数是女性的1.9倍。而今天，这个比值高达3倍。自从英国国家统计局发表这个结果后，许多慈善机构和学者一直试图去解释产生这种增长的原因，但是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对此，不同的理论不断地涌现。当我们扩展我们的视野之后，会发现在那段时间里，最明显的就是2008年经济衰退时自杀人数开始上升。2013年，从英国一家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发现，英国地区自2008年以来有了自杀与失业人数的最大涨幅。而2018年《Samaritans》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生活在社会底层或者是贫困地区的人群，至少会有十次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此外，布里斯托尔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牛精大学的学者估计，至少有1000起自杀和3万至4万件企图自杀的时间都是由于经济下滑。
格拉斯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罗里·奥康纳教授，是自杀行为研究的领导者，他一直研究并发表了许多关于自杀的文章超过20年，他认为经济一直是导致人们选择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人们脆弱的心理防线已经不能让他们直面眼前的压力，”他说，“如果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担心自己不能为家庭提供一个安稳的居所，这些压力就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来自于自杀热线工作人员的证据也表明了失业率不断地上升、工作不能保障生活和福利不断被削减，这些因素是导致许多人在这一时期产生自杀念头的原因。女性虽然作为经济压力的受害者之一，但许多研究证明，即使到了今天，男性更注重职业地位和收入高低。一份2014年由预防男性自杀的慈善机构的发布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80%35至44岁的男性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于他们的自尊而言是“非常重要”或者“重要”的，而42%相信他们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但仅有13%的女性赞同这个观点）。
不仅如此，许多男性认为金钱是吸引异性最重要的衡量标准：40%的人认为潜在的或者是他们期望的伴侣正在寻找一种“安全，稳定”、“经济独立”或者“勤奋，成功”的对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妇女进行相同调查后发现，“经济稳定”排名很低（6%），而女性更看重“善良”、“幽默”与“诚信”。
这就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例如许多男性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乃至于是什么影响到了男性的心理健康。2007年发生一个令人十分震惊的变化，中间年龄段（45岁至59岁）的男性自杀率上升了40%左右，这就意味着这一群体的自杀率赶上了较为年轻的群体，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峰值。
“他们偶尔会被人称作是‘有所缓解的一代’，”奥康纳教授解释道，“同组在20年前处于危险的男性如今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中年危机。有一个说法是，男性必须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认识自己，随着20多年的变迁，如何定义成功这件事已经大不相同了。”
2012年，《Samaritans》发表了一篇“男人，自杀与社会”的文章，它称“有所缓解的一代”“很难适应社会的变革”。许多男性相信像个战场英雄一样保持沉默是最正确的事情——“严肃的男人多半会像他们父亲一样，面对许多难题时绝不会向他人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正如奥康纳教授所言，“他们渐渐发现他们的这些想法在当下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几十年来的社会进步意味着女性经济更为独立，同时也表示她们对于男性的依赖逐渐降低。与此同时，现代男性也有了新的定义：开放、进步、感情上有良好的交流。过去的定义与现在新的定义纠缠在一起，使得他们在财政困难或者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达到职场巅峰时，会有许多负面的影响。而今天，许多中年男子也更容易受到生活琐事的影响，就比如说离婚，就会让许多中年男子有高出平常3倍的可能选择自杀。
如今，英国离婚男性的平均年龄为45岁。英国离婚率在80年代初有过急速的增长，而到2006年才有所降低，截至2006年止，每年约有12万英国人的婚姻皆以失败告终。《Samaritans》的报告指出，中年男性“情感支撑主要源于自己的伴侣”，而这些中年男性在30岁以后，就很少建立新的友谊关系。一旦他们失去他们的伴侣，他们没有机会去结交新的朋友，也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困惑，这是导致许多男性自杀几率高达2倍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英国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15至29岁人群自杀率处于高峰，但现在有所缓解（这是自杀率唯一有所下降的年龄组），但如果就断言年轻一代都没有继承传统男性的思想倾向以封锁自己的感情世界或许还为时过早。
维也纳医科大学于2018年6月发表的一项学术研究着眼于18至67岁的男性自杀幸存者，还有幸存者的家人和朋友。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所有采访到的男性都说他们追求阳刚的信仰导致他们孤立了自己，在他们心情很低落的时候会尽量避免去给他人带来麻烦，相反，他们会依赖短期内能缓解问题的解决方法，例如药物、酗酒、赌博或者是加大工作强度。”
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些男性在接受采访时说，坚持阳刚的信仰意味着不断出现的死亡念头的意念比情感交流中出现的问题的强度要大出许多。”
在七月的一个凉爽的星期天早晨，观众们沿着特拉法加广场为参加英国伦敦万米马拉松长跑的选手们欢呼。坐落在街角的“旧灯罩”酒馆里客人络绎不绝。他们脸上泛红，疲惫的走在酒馆里，面带微笑庆祝着他们的胜利。他们耐心排着队买酒，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交换各自的故事以缓解长跑带来的疼痛。
参加这次长跑的选手大约有130人，他们都穿上橙色的选手服。他们许多人都是为了自己已逝的儿子、父亲、兄弟、朋友奔跑，他们在后背贴上了已逝亲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微笑，在那一刻他们发现如果没有照片中人没有走的话，或许他们会拥有更多宝贵的记忆。
在酒吧里，我遇见了大卫，一个拥有幸福笑容和绅士礼仪的苏格兰人。但他看起来像是世界上没有人关心他一样。我认为他参加这次长跑是为了纪念一个朋友或者是亲戚。“不，”他对我说，“我参加这次马拉松是为了我自己，我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已经很多年了。”
那段时间里大卫吃了许多抗抑郁的药物，但似乎没有什么作用。于是，他很不情愿地预约了心理医生。“当我第一次坐在他的面前，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现在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去描述它。但是，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我慢慢感受到那种感觉正在被我慢慢拼凑完整。”
大卫离开之后，我跟另外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聊天，告诉她大卫说的话让我感到十分惊讶。但她点头表示同意，“当你听到‘自杀’这个词之后，你会马上想象出一个孤独、抑郁的人。又一次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在屋里说话最大声、常常出去的男生，他们常常考虑其他人是否过得好的想法常常会折磨他们很久。”
一个小时之后，Clam的CEO和创始人之一简·鲍威尔把在场所有人酒吧的一角，她站在桌上希望大家一起能一道正视这个极其危急的处境。她说今天他们已经募集到5万英镑。
在英国没有任何组织在应对男性自杀问题上有Clam做得多。这个阻止筹备了许多音乐和戏剧的活动，分发它创办的Calmzine季刊杂志，这已经成为他们标志性的慈善活动。你可能会注意到他们“拯救男性”的宣传海报。
不过，他们最主要应对男性自杀的方式还是为这些男性提供了一个可以畅谈的场所。这个组织开通了八条热线，每个月可以接到5000个电话，每周七天都会有工作人员值班。这个团队的经理佐伊说，来电男性的范围从青年一直到老年。
“他们常说他们的父母或者是朋友常常告诉他们男性需要独立这类的话，”她说，“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并不关心这种说法，而是他们并不会跟自己的朋友或者是父母交谈，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与我们诉说。因为我们是陌生人，所以他们会毫无芥蒂地跟我们说很多的事情，甚至于到他们挂断电话，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过了几个小时，酒吧里的运动员们都散了。每个人对这次活动都表示感谢，与周围的人拥抱。据佐伊介绍，许多人对这个专注于英国男性的热线有很大的反响。“我觉得每个男性都需要交流，但他们需要一个更平和的方式，”她说，“有人曾经告诉我说男性从来不会找别人寻求帮助，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我们为什么要接那么多电话？”
布斯汉姆足球场，约克城足球俱乐部的发源地，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出租车公司和保洁公司排列在球场周围的街道上。在一所老旧学校里的一个多功能教室的一端，一群由21岁以下的年轻人组成的足球队都聚集在这里，他们在探讨他们最后一场比赛的表现和他们的对手。有时，你会听到一个人放了一个屁引来所有人的嘲笑。
在教室的另一端，一个年轻人穿着黑色的运动服、戴着眼镜坐在电视机前。马特·史密斯，来自于“If U Care Share”组织，他帮助父亲协理足球工作已经三年了。
马特把球员聚集起来，让他们各自找位子坐下。马特安排了一些轻松地活动以让这些球员们把他们的压力和抑郁统统发泄出来。这些球员看着贝克汉姆的照片侃侃而谈着自己的强迫症还有因为贝克汉姆在1998年世界杯上得到一张红牌之后自己患上的抑郁症等等。
马特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他热爱主球，所以这些球员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们尊重马特，马特告诉他们把自己的感受统统说出来。
然后，马特坐下来播放了电视上的视频。视频说的是马特10岁的时候，有一天回家发现他最爱的弟弟丹尼尔自杀了。教室里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唯一听见的就是操场上割草机嗡嗡的响声。
“我曾经会以告诉你们自杀是结束年轻人的第二大杀手来结束这场演讲，”马特站在后面说，“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它以经成为结束许多人生命的头号杀手。”
“我们试图带来一场文化、思想上的变革，让年轻人谈论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自身无法跟他人交流的压力，”马特说。
“有人可能会担心，如果我们谈论自杀会带来什么影响，其实这种开放和舒适的对话环境会给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类似于Calm和If U Care Share等慈善机构正试图为男性自杀危机提供一系列的解决方案，但仅仅靠他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如今，英国政府对自杀危机这一事情高度重视。“我们开设的求助热线是为了提供更平和的交流平台，”简·鲍威尔解释道，“但Calm的这个做法能持续100年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我们要试图去改变这个社会现有的状态，试图将它往好的方向引导，否则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对于政府应该有相应职责这一点，奥康纳教授十分同意，“自杀是一个社会资金长期供应不足的领域，各国政府发布相关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要提供相应的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
如今，花费在全国性的健康措施的资金约6710万英镑，鼓励人们戒烟则是1600万英镑，1080万花费在抵制肥胖症上，而在心理健康上则仅有400万，自杀也只是心理健康中很小的一部分。许多证据表明，英国政府需要在自杀问题上投入更多的资金。
当下虽然没有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消除英国男性自杀危机，但我跟周围的人反复强调，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一起努力的过程。在即将到来的2016年，会有200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加入Calm，要求政府在心理健康和精神治疗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
与此同时，这次的危机不断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我们的意识形态，反思自己，而不仅仅是着眼于自身的心理健康。
我跟特拉法加广场参加马拉松的一位选手约瑟夫聊天时，他说：“我18岁的时候曾经选择自杀，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精神科的病房里。那个画面十分清晰，我记得我最好的两个朋友来探望我时，我发现其中一个人哭得嘶声力竭。那是我去过最凄凉的地方了，那段时间也是我觉得最低落的时候。”
在家人的帮助下，约瑟夫的状态日渐好转。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说他转变了原本对于自己定位的看法。
“我一直试图变成一个漫画英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我自始自终都躲在足球场地边缘或者说是游戏画面前，跟朋友肆无忌惮的讨论女人，加大运动量等等以逃避自己的压力，”他说，“自从被我的父辈们告知作为一个男性应该有的态度之后，我就一直试图在假装我已经变成了那样的人。我的父亲信以为真，认为我和他一样，和我的爷爷一样。”
“有时候，”他继续说，“女性在说出自己所有的感觉之后就会变得十分开心，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学习这种方法。但，我们的兄弟并不像女性的姐妹们一样，我认为我们需要凝视着对方，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吗？’或者是‘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解决英国男性自杀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男性们更多地去讨论自己的感情，摆脱那些虚无或不切实际的期望和要求。事实上，英国政府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会避免我们失去更多像丹尼尔一样的人。
几年后，约瑟夫22岁时再次尝试自杀失败，随后她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当我第一次听到我妻子说她怀孕时，我吓坏了。”他回忆说，“但是在女儿出生后，我看着怀里的婴儿，我忽然意识到，及时每天我都活在现实的地狱之中，为她我也必须去做更多的工作，我得确保我还活着。”
文/Sam Parker 来源/Esquire 编译/张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