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朝凤》在5月6日上映一周后票房仅300余万，排片仅占1%。绝境之中，5月12日晚，63岁的著名制片人方励在某直播平台上跪求全国院线经理增加排片，令影片起死回生。根据猫眼电影票房分析的实时数据，影片5月14日以4.4%的排片占比，上映9天，累计票房已超过2000万。其实，他不差钱。反而，在《芭莎男士》独家记录的镜头中，方励是先学会玩，才学会赚钱的。

方励甚至不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只是受了吴天明女儿吴妍妍之托，义务接下这部片子的宣传发行，跟这部电影的收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他为了《百鸟朝凤》，忘了那句老话：男儿膝下有黄金。

“玩”出来的财富 从十余万到二十多家公司

地域往往能赋予人一些习惯，而成都这座以“安逸”著称的城市，让方励的“好玩”成为一种并不突兀、但仍然让人印象深刻的特质。他遵从摄影师的调遣，一边移动身体，一边像跟演员讲戏般给自己设定情景。他身边的80后团队都叫他老方，他自自然然地应着，时不时自黑一下，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1978年，方励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统考大学生，喜欢物理的他考上了他当时认为最苦、最有把握考上的应用地球物理专业，这个决定最终让好奇的方励成为地球物理领域的专家。若干年后，他成为大连“5·7”空难黑匣子成功打捞者，“蛟龙”号深海载人潜器系统建造参与者，海军LR7深潜救生艇设计与建造参与者。

1992年，方励回国创建了劳雷工业公司，此前获得美国WakeForest学院MBA学位的他已经是一家高科技集团公司的亚洲区域销售经理，而归国时，他兜里的资金只有十来万。

这是方励的第一次创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卖废钢铁、废铜，压路机、搅拌机。劳雷工业公司刚开始基本上是能做什么生意就做什么生意。四个月之后，他只剩下四百美元。一番折腾之后，方励回过头来，回到他所擅长的地球科学和海洋科学技术领域。

“当时几乎撑不下去了，我弟弟说他还有两三万要给我，”方励拒绝了弟弟的支援，很长一段时间，他穷得只能睡地板。12个月后，劳雷终于实现产值，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单子，他挣了三十来万。

好奇的方励在商业上同样充满冒险精神。第二年，公司刚刚稳定下来的方励开始做中国国土资源部仪器展台，他做的展台在整个展会是最大的，公司赚的钱全投入进去了。而这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做法最终使得劳雷从此获得了稳定的现金流，公司走上了正常的渠道。

劳雷工业公司更像一台他所研发的精密仪器。先把最核心的技术问题解决，再不断把公司的所得投入到他所需要的产业，持续地扩大公司规模，组建完整的结构。十多年时间，劳雷一步步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集地球物理仪器开发与销售为一体的地球物理仪器公司，分公司遍布全球各地。

而在2000年，一个偶然让方励开始涉足电影行业，此后若干年，劳雷影业做出了《颐和园》、《观音山》、《二次曝光》、《后会无期》等一系列口碑大片。

“我是‘三好’男人,”被问起工作领域和地域为何铺陈这么大，方励大方地给出了答案。旁边的人笑，他很快反应过来，乐不可支地补了一句，“不是好色的好，是好奇，好玩，好动。”

他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串在常人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头衔，而他享受着这个过程，“一个人的频辐要宽，才有可能接触更多领域，生活才会有意思。”

到今天为止，方励发起参股了二十多个公司，与电影有关的有五个，还有一个航拍公司。“白天干科技，晚上干电影。我的世界是满的。”自诩任性的方励极其善于利用时间，第二天要飞长途，他前一天就会彻夜不睡。外出的时候堵在路上，车厢就成了办公室，用三只手机轮番打电话安排工作。

创业应顺从心性 任性才能有钱

“任性才能有钱，”方励真诚地交出了他这半辈子的人生经验，“只有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喜欢的事，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才有可能赚到钱。”

很少有人会像方励这样，对地球的未知之处有着如此的痴迷和执着。一颗石头会让他追忆遥远的几亿年前的时空，心生感慨。而劳雷多年的经营方式，也跟他一样，有些感性和任性。

遍布全球的劳雷分公司，有时候选择地点的依据仅仅是“没去过但是想去的地方”。至于公司员工的管理和个人上升空间，方励给予了极大的尊重。他甚至不愿意称自己公司的人为“员工”，而以“我的团队”代替。

他在自己的科技公司建立了一套薪酬结构和所有的职称、职位、岗位结构。在他的规划里，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公司成长二十年。他对公司前台的要求是大学毕业、会英语。一两年之后，就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岗位，从助理做起。

他掰着手指头，自豪地讲述公司的几位成功女性的经历：有一个从前台从公司出纳到会计师，现在是劳雷的财务总监。有一个设计师想去电影公司那边工作，方励找另一个人接管她手头的工作，让她去想去的职位，现在这位女性已经成了劳雷电影的制片人。

“还有一个前台，后来被合作伙伴挖走了，”方励神秘地一笑，卖了个关子。大家表情错愕，方励悠悠然地说，“她后来成为我一个合作伙伴的太太，这样不是也很好嘛。”

我只是宇宙中的一帧

北京家门口的咖啡厅几乎是方励的另一个会客室，在这里聊得兴致勃勃的他常常遭遇打烊后服务员明催暗示的逐客令，甚至还动了接管咖啡厅后半夜生意的念头。

26岁那年，方励第二次参加校运动会的短跑比赛，得了第三名。校运动会记录保持者的方励在这一瞬间有了朝不如夕的念头，“我们常说人是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但没有想过人这一生是会有拐点的，比如体力。”这个顿悟像一记警钟，几十年来催着方励，一天只给自己留三四个小时的时间睡觉。

常年研究地质的方励的生命参照系是这个世界的时空。在这个时空参照系里，人类的诞生只是极小的片段，“而我们这一生就更短了，真的只是宇宙发展中极短的一帧。”在这一帧里，他绝不肯浪费一丁点儿时间。

因此他总是奉劝举棋不定的人不要犹豫，“人在这种事情上一犹豫，两三年的时间就没了。”他不赞同人生的第一桶金这种说法，“现在的成功学给年轻人灌输了太多错误的观念，让他们误以为要具备这笔资金才能创业。其实不是的，我没有赚过人生的第一桶金，我只赚到过我人生的第一碗饭。”

制片人方励

他对“事业”的定义有所不同，“我的职业就是创业。”一山还望一山高，他笑称自己是属狗熊的，“我只喜欢掰棒子，根本不知道掰到哪儿算完，永远都不会退休。”

机缘巧合，2000年，年届五十的方励掰起了电影的棒子，他把劳雷工业公司的经验用到了做电影这件事情上，当时中国的电影市场才刚刚起步，一年的票房总数才几亿人民币。他花自己的工资制作电影，在科技公司之外，与电影相关的工作他乐此不疲。

从某种角度来说，方励的电影事业与他的科技事业并无分别，都在做一台精密而庞大的探测器。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工业公司的技术和设备，方励用它们去揭开地球的未知，而电影，他将之放在大屏幕上剖白人心。他总记得《观音山》在深圳的影迷见面会上，一个男生看完后对他说，“我以后再也不跟我父亲吵架了。”

剧本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二次曝光》、《后会无期》等电影在口碑和票房上的成功让方励终于成为某一个标准上的成功电影人，他清楚这种变化的原因，“其实不是我们所做的电影有了多大的变化，而是现在看电影的群体变了。”他总是提醒身边做电影的人去熟悉观众，“你得在人群里，才能知道他们的感受，远离了观众，即使大编剧大导演，也只能彻底谢幕。”

方励的电影制片之路走得并不算平坦，他在业内的纪录是亏损4000万。“一辈子傻乐就白活了，”方励经历过电影人所经历的各种痛，但他想得开，爱好文学的他执意做他认为有价值的电影。早年虽然有亏损，但口碑却接着一部部制作精良的电影积攒下来了。

方励选择合作导演，往往是“聊得来”。他清楚地记得与导演李玉见面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两个人一见面就聊了一夜。

剧本质量永远是方励最看重的。他的公司有一个编剧团队，每一个成型的剧本都是集体创作，而他自己的身份有时是策划人，有时是编剧，“小说只是剧本创作的来源，一个经典小说的改编一定要远离小说，这样观众才会有惊喜。”

《万物生长》是导演李玉的一部用男性视角来拍摄的电影，制片人方励至今没有看过知名作家冯唐的这部小说。他对这种时下流行的畅销小说改编有着自己的坚持，“我是刻意这样做的，这样我才能没有任何偏见、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直接看剧本本身。

他对“大数据电影”并不看好，“大数据统计半天，统计的都是前面的东西，现在的观众有太多的信息来源，重构的能力太强了，他们永远需要新的东西，这是目前的大数据做不来的。”

“艺术本来就是超前的，无序的，无规律的，因为一有规律就可以复制。”极为理性的方励同样具备感性的一面，“观众要的就是似曾相识又莫名其妙。大数据就是复制，就不是做电影，毕竟爱和艺术是没有经验可言的。”

这些年，从剧本团队的搭建开始，方励的电影公司逐渐涉足电影的制作、剪辑、特效领域，以达到他所要求的细节的完美。一个小问题会让他做出重新制作的决定，哪怕这个决定面临不小的资金损失。“你得对得起刻意把这么完整地时间段交给一块屏幕、一两个小时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聊天、不能玩手机的观众。”

方励的生意经看似写满了随意，却终究绕不开他的一份情怀。兴趣到了极致，钱也会水到渠成，这个浮躁的社会里总还有那么几个愿意放长线钓大鱼的人。看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方励那惊天一跪，情怀面前，跪只是诉说虔诚的形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