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如此笃定于自己的行为，做一片尽忠职守的“雪花”。

勇敢者，可倾覆自己，面对荒凉过后的泥泞；

懦弱者，抱残守缺，了此一生。

主笔/葛亮

小说家，文学博士。现居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任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着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戏年》、《谜鸦》、《浣熊》，散文《小山河》，电影随笔《绘色》等。作品两度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中国好书”奖得主。

重读《朗读者》，意义在于重温。不同的年龄阅读，会有相异的认知与结论。米夏的一生输给了一个秘密。汉娜的失踪与藏匿，突如其来。他们仪式一样的幽会，已千篇一律。洗澡、朗读、做爱。

他为这个女人朗读，以他们的母语。《奥德赛》《战争与和平》《一个窝囊废的生涯》。比起性事，她似乎对此甘之如饴。

在她不告而别后，重逢已是在法庭上。米夏以法律系实习生的身份列席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而被告之一，正是汉娜。汉娜在二战时期做过纳粹集中营的看守，因对三百多名犹太囚犯的死亡负有责任而受审。

米夏心中的煎熬随审判的进行日益加深，而汉娜往日的秘密也初现端倪——她是个文盲。她一直保守着不可言说的秘密。她的一生，也为这个秘密而左右。

汉娜揽下所有的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米夏为自己明知汉娜的秘密，却没有勇气替她澄清罪责而负疚，私人罪感与公共罪感——为纳粹期间“德国罪过”所负有的罪感——之间形成了冲突，也为“二代记忆”提出了特有的记忆伦理难题。

这构成了在八年以后，米夏再次成为朗读者。他又开始朗读，并录音，将它们寄给了服刑的汉娜。施林兹勒、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海涅、默里克的诗歌。第四年时，他收到了汉娜的回信。

“小家伙，上个故事很特别。谢谢。”汉娜依照他寄来的磁带与书籍的阅读，学会了写字。

看到这里，我怦然心动。类似某种逻辑的打通。不是文学的逻辑，而是汉娜人生的逻辑。她终于可以真正通顺地梳理自己，而非一味无原则地羞愧。她一生的罪感，起初来自于掩饰自己与文明之间的鸿沟。不惜卑微地退缩、企图泯然众人。

但当她学会了读写，却清晰地发现自己更为深切的罪。狱中她找来阅读的是犹太人幸存者的文学作品——普里莫·莱维、埃利·维赛尔、让·艾默里等人写集中营的书，还有赫斯的罪行录与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处绞刑的报告。

书中并未以任何叙述视角透露这些作品给汉娜的影响。但她在自尽前，十分妥帖地安排了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留给了指向他罪行的那场大火中唯一的幸存者——一位犹太裔的女作家。这有清晰的隐喻意义。

她作为战犯，向德国“二代记忆”的记录者表示的忏悔与救赎。而这一切，以“无知”开始，以“文明”结束。小说未写其觉醒，但却在法庭上借汉娜之口，质问了法官：“此时此境,你会怎么办？”

“文盲”是简单粗暴的解释罪行的理由。而深谙文明内核的社会精英，曾如汉娜一样做出自我选择。这是战后的德国，在不断强化对道德机制的开启，重新反思过去的绵长过程中，积极致力面对的问题。“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斯坦尼斯洛的名句，道出了历史的吊诡，也道出了每个平庸的恶者内心的狡猾与麻木。汉娜或是幸运的，因其“文盲”的身份、支离破碎的知识体系。“识字”的过程，造就其重新认识世界和自我的过程。在蒙昧中拨云见日。

而精英者，代表着这世界上的拥有朗读权力、却甘于“默读”的人。他们和文明之间，存在着自欺欺人的断裂。

他们如此笃定于自己的行为，做一片尽忠职守的“雪花”。勇敢者，可倾覆自己，面对荒凉过后的泥泞；懦弱者，抱残守缺，了此一生。

某种意义上说，“朗读者”米夏，也是一个载体。他承载了“过去”的文明的总和，也代表着过去向现在的发言。面对“无知”的打破，“朗读”的意义，并非摧枯拉朽式的，而是绵长、温和、润物无声的。

它的漫长，提供了一个个可供思考、反刍与咀嚼的空间，并与少年的成长，同奏共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