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每天忙忙碌碌，但又难以集中注意力去完成一件事？这种总是分神的状况其实从1710年就开始，哲学家们还试图证明了这一点。
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摄影/Georges Dussaud/Rapho/Getty
互联网的崛起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包围了我们，并且成为我们无休止的分神源头：短信，电子邮件，朋友更新的Instagrams照片，流媒体音乐和视频，瞬息万变的股市行情，不停更新的新闻。
为了能静下心来完成工作，我们可以试着关闭那些电子产品，但显然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被一种名为“FOMO”的情绪困扰着，一种唯恐错过什么重要信息的现代恐惧症（也有人解释为信息强迫症）。有些人认为我们的意志力表现得如此微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受到了数字噪声的损害。显然，将我们注意力不集中的过错归咎于技术本身，是错误的。历史表明，新鲜事物本身并不会加剧人类的不安与焦虑，而是被新事物带来的对如今道德权威（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的威胁感。
精神分散第一次被人们认为是社会性的威胁是在18世纪的欧洲，那是在启蒙运动时期，逻辑和科学直面宗教和神话的权威。《牛津英语字典》引用了来自1710年Tatler杂志中的一个条目，并把它列在了第一项释义里，这是该字典首次将注意力分散与懒惰等同在一起，表达了公众注意力上的严重道德缺陷。
在那些处于文化建设前沿的哲学家和道德家的描述中，“注意力分散”不仅是单独的道德败落源头那么简单，更是导致了其他恶习。在1770年的《An Essay on Truth》中，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杰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因为表达出对时代道德焦虑的担忧而赢得了一定社会声誉，他将注意力分散定义为由于道德感降低而导致的“犯罪行为习惯”的源头。他认为“我们已经染上了许多恶习，然而如果我们有良好的集中力，这些恶习是可以避免的。”比蒂将注意力分散与“刻薄和不满”联系到一起，提醒人们如果这种恶习被放任发展，社会秩序将会被破坏。
在英国，18世纪的文学评论家们，例如《卫报》的创始人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散文家和伦理学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他们都把注意力分散认定为“思考方式摇摆不定”的症状。他们提出了一点建议，来换季那些看似忙忙碌碌的精神。
一个在注意力分散问题上最常被引用的建议，是18世纪《教子信札The Elements of a Polite Education》：从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道摩·斯坦霍普在1774年写给儿子的信件中仔细挑选而来的一本信札。切斯特菲尔德1746年3月写道：“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比注意力不集中和精神分散对客人来说更加无礼行为了。”而在1752年1月的一封信中，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和懒惰的思想等同起来，并声称这两者都是“知识的敌人”。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主要思想可以总结为，精神分散这种恶习腐蚀和损害了社会等级制度和道德秩序。
事实上，启蒙运动中将注意力作为最重要的精神之一，这也正是启蒙运动本身的理性之一。18世纪末期，历史学家迈克尔·勒哈格（Michael Hagner）认为“对文化和科学的历史关注”使得“注意力成为启蒙思想的隐喻”，注意力同时也被当做教育、精神和道德进步的媒介。
法国哲学家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视注意力为启蒙思想的重要来源。在其1758年的著作《论精神》中，他将“精神注意力”与“高级知识分子”联系到了一起。然而，不同于大多数其他仰慕者的关注，这种激进的无神论思想家批判社会的倾向，都是认为注意力不集中是道德上的败落。“究竟到了什么重要程度上，我们需要将注意力分散作为一项罪过？”早在他抵制和拒绝有关道德控制的宗教仪式之前，他就曾这样提问。
注意力被提升为一种道德修养，这对健全人格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哲学家托马斯·瑞德（Thomas Reid）是18世纪苏格兰“常识”学说的最早学者，在他的论文《人类精神的积极力量》中论证道，“道德规范”是比“数学公理”更为明显的问题。对注意力的道德规范需要培养与训练，这可以确保年轻人不被“注意力分散”这种恶习感染的方式，更是教育者的本职工作之一。”注意力分散已经越来越被视为年轻人社会化的一个障碍。
针对儿童和年轻人在注意力分散恶习的纠正，成为教育学在18世纪的核心问题。教育工作者一直专注于获得儿童的关注，但在18世纪，这种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注意力被视为理性思维和精神道德发展的重要根基和养分。在那些写给家长看的教育书目中，如玛利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的《实用教育Practical Education》，都坚持认为培养集中的注意力是需要努力和技巧的。
当社会整体环境将精神集中作为一种美德，教育家、宗教人士和医学者们都不断地表达出他们对注意力分散带来道德危害的恐惧。从18世纪起，对“注意力分散恶习”的担忧导致它越来越多地被当做是一种精神疾病。1775年，德国医生梅尔基奥尔·亚当·魏卡德（Melchior Adam Weikard）在他的医学教科书中，将“缺乏集中的注意力”当做精神疾病进行诊断。他对此的描述在医学和道德缺陷之间不断地转换，根据魏卡德的研究，注意力不集中的人会缺乏稳定性格和对道德品质必要的关注。他们的特点是粗心大意、轻浮、经常反复，沉迷于狂欢享乐，这类人被认为是相对幼稚、鲁莽和不可靠的。
魏卡德认为不足的教育和培养是造成这种精神分散的病源之一，因为精神不集中显然更容易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而不是老年人。对于如何治疗注意力分散，他提出了一种18世纪对人格的培养方式，将酸奶、钢粉和骑马等都写了他的处方里。
在英语中，第一次将注意力分散与疾病连线的文本，是亚力山大·克莱顿（Alexander Crichton）在1789年发表的《探究精神错乱的起源和本质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Mental Derangement》。克莱顿将注意力分散视为一个被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但实际上应该“属于医学领域”的内容。他声称，注意力可能受到不良教育的英雄，或者因为缺乏上进动力和家庭氛围。习惯性的注意力分散和注意力高度集中都可能会削弱精神能力，综合这些，注意力分散足以让它成为医学疾病。克莱顿认为那些患有注意力不足的人被“非自然程度上的心理不安”扰动心绪。他在论文中也提到，“那些在这种令人衰弱的环境中的人们，他们的精神状态有特定的描述方式：‘他们患上了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
在19世纪，注意力分散的状态完全变成了道德化的问题，被认为是工业发展、科学进步和社会繁荣的一个威胁。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在总结当时的主流看法时，对这个问题说道：“道德品质的退化、精神集中的丧失，这些原本是一个繁荣和稳定的社会所需的第一原则，这两者尽管都伴随着财富的增长，但这两条颖成为一个国家衰落的最有力的表现者。”普莱费尔甚至声称，法国的贵族对其职责的疏忽是这场革命的原因之一。
在19世纪末期，注意力分化甚至已经被作为种族退化的标志。社会批评家麦克斯·诺尔度（Max Nordau）在他1895年出版的著作中，警告世人，注意力的不受控制和飘散和大脑的退化与异常激动，都是变化无常、不可预料、毫无目的的。”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70年代，当对注意力缺乏症的合法医学诊断，开始进入主流话语中，并且作为一种精神上的缺陷被广泛地理解和接受后，社会中注意力不集中的普遍状况往往被认作是缺陷道德控制的主要代表。乔治·斯蒂尔（George Still）关于“异常心理状况儿童”前沿讲座，专注在“不友善、残暴、嫉妒、违法乱纪、欺诈”等负面性格上。这种感情的存在从未消失过。事实上，这些为玛姬·杰克逊（Maggie Jackson）的《分意力分散：注意力的侵蚀和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Distracted: The Erosion of Attention and the Coming Dark Age》提供了基础，书中提到，注意力本身是在“驯服我们内心的野兽”和“健全我们的道德品格”。
近几十年来已经看到对注意力分散这种精神状况的戏剧性逆转，在18世纪时，它被认为是异常的，然而在今天注意力不集中往往表现为正常状态。当今的世界已经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注意力分散的时代，注意力分散本身也不再是被描绘成一个有多么大危害的词。如今，人类的注意力被侵蚀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这种被分散相关的数字信息也正在无情地影响着我们。“网络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精力而已，”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的阅读、思考和记忆》一书中这样讲到。根据美国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列维京（Daniel Levitin）的看法，现代社会的分神和精神不集中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损害。
然而，对道德的关注一直是支撑着社会对注意力分散这件事的偏见的基础论调。作为美国文学批评家的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最近表态：“我所知道的是，对我来说，注意力这个词和道德这个词电光似的相伴着在一起。”
对任何历史学家来说，这都是有意义的。纵观历史，注意力分散一直被当做是人们对道德的忧虑的升华。这种观点源自18世纪，这没什么值得奇怪的，那个时代里，理性的时代精神抵抗着传统的神圣真理，并且坚持着有理有据，以证据作为依据而非别的什么理由。
教师们都知道，在历史上，能赢得年轻人的关注的总是挑战权威。但是对年轻人来说，一旦在道德领域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谁会获得他们的关注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道德哲学家们会被注意力分散的问题吸引。这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努力心理学》中的一个观点，他指出，当社会面临着对其进行竞争的要求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如今，麻省理工学院的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在她的研究中指出，“我们关注的问题可以有很多，因此我们关注什么，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价值，如何看待自己。”
一个注意力分散的年代，与我们切身相关的是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关注什么。” 对科技的迷信带来的精神不集中，带来如今我们在道德层面的忧虑。然而，最明智的社会观察家已经明白，那些过分关注自己的短信和消息的孩子，总是无法把精神集中在他们的老师身上。
与等道德哲学家们的反应不同，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也关心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斯图尔特认为，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可以通过道德教育来克服。不像有些当代学者，他把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看成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了。然而18世纪的爱尔维修仍旧热诚地相信每个人都有可能“坚持集中注意力”和“战胜懒惰”。
令人遗憾的是，爱尔维修的乐观已经败给与我们对情绪的屈从和放任。注意力仍然被认为是被认可的，但如今看来已经无法完全达成。也许这只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警告：“被侵蚀的注意力仿佛预示着一个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
